苏轼认为,自唐代时,唐太宗就开始以重金征集晋人法帖,光二王以下的就有上千轴。
这些书法作品中的《兰亭序》被用玉匣盛放陪葬于昭陵,世人再也见不到了,其余的都收藏于皇宫中的秘府内。
到了武则天当政时,被她的两个面首张易之、张宗昌兄弟盗出不少。
后来都陆续的流落到民间,后大多都被权贵人士王涯和张廷赏所收藏,所以上面都有着一个“涯”
字的印章。
后来王涯倒台了,府上被军士们抢劫。
可军士们都只看上了用金玉制成的卷轴,而将书法作品剥下来随手就扔了,李驸马家里的这些晋人贴也许就是被军士们扔掉的书法作品。
在京师时,王安石著述了一本《字说》,意欲刊行于天下,在这方面满腹经纶的苏轼当然不会买账。
单纯不买账也就罢了,心直口快的苏轼却要时不时地找茬来恶心王安石一下。
其中最为著名的段子就是:
苏轼取笑王安石的《字说》道,如果以竹鞭马为“笃”
,那么,以竹鞭犬,有何可笑?
还有,苏轼套用王安石曾说过的话,“鸠”
字从九从鸟,自己也算是找到了证据。
苏轼戏谑道,《诗经》中说,鸤鸠在桑,其子七也。
若是加上他们的爹娘,正好是王荆公所说的九个。
也有说苏轼因为不满《字说》贻害天下,曾找到王安石当面理论过。
苏轼举例说,拿“犇”
和“麤”
而言,牛之体壮于鹿,鹿之奔速于牛。
但是,三个牛字组合起来却成了奔跑之意,而三个鹿字组合起来怎么就成了粗壮之意呢?
当时的王安石被问得哑口无言,脸红脖子粗的。
因此,有人推测,后来的党伐之论,越来越激烈。
以至于苏轼的黄冈之贬,也许不全是因为诗稿里的攻击,似乎还与苏轼对王安石《字说》秉持不恭敬的态度有着微妙的关系。
苏轼要离开京师了,侄子苏林的寡妻带着两个孩子苏彭与苏寿也同行去了陈州。
宋时自京师开封府到陈州,走水路极为便利。
在舟行水上之时,苏轼还不忘作几首小诗以自娱。
当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苏轼当时的心情还是较为舒畅的,无限的美好生活好像在杭州正向他招手。
到了陈州,除了与苏辙一家的欢聚外,苏轼还拜见了恩师张方平,此时的老张正出任陈州的知州。
在知州张大人府上,苏轼看到了张方平近来读杜子美的诗作,也乘兴和诗一首。
这是一首二十韵的五言排律,苏轼在三十六岁正值壮年,在他的和诗中,苏轼以李太白的古风提唱,用下平四豪这种难韵唱和张方平的这种读杜诗,本身就极有难度。
况且,在苏轼的和诗中,能够做到主宾判然,疏密相间,在大量的排比之间,施以流走之法。
这样下来,全诗的面目似杜,而气骨却是苏轼的,既有杜子美的步步为营的缜密,又有苏子瞻的句句直下之快意。
“恨我无佳句,时蒙致白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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