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底层官僚的热血青年苏轼,胸中自然也逃不过为了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努力向上,但作为封建的皇权,那才是压倒一切的唯一的神圣准则。
在苏轼的心底,肯定有一些所谓的肺腑之言特想叫皇上知晓。
“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还想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
,他始终反对“言利”
,不满旨在“生天下之财”
的王安石。
其实,在今天看来,王安石也确无私心,而是囿于所谓的“历史局限性”
里面,并在自己也不能改变的皇权社会的国情里在做着垂死的挣扎。
而苏轼呢,此时还是一位涉世未深的文学青年,他有着文学青年所特有的与世无争和浪漫的想象力,“君子耻于言利”
的思想是所有文学青年支撑其斯文形象的底气所在。
诚然,认为文化人不该谈金钱,古已有之。
用老话来讲,即“耻于言利”
。
这句话,常与“君子固穷”
绑在一起,实则这二者之间,并无逻辑可言。
耻于言利,成因多多。
这里且说最重要的两点。
首先,我们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惯于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对立起来,置入二元论的窠臼,如鱼与熊掌,迫使世人只能选择其一。
对此,恐怕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哪怕内心明明倾向于利益,却碍于道德压迫,不敢公开表示。
事实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未必构成二元关系,有时恰是一体,追求、捍卫正当利益,如自家房屋的产权、自家土地的粮食、自家亲人的性命,就正契合道德的要义。
若要硬生生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使它们势同水火、势不两立,这种行径,本身便不道德。
耻于言利并非君子、读书人的专利,而是弥漫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习气,所有人都被教导:利益与道德对立,重利是一种恶行。
由此,利益观被损害者,十之八九。
其次,义与利、道德与利益的二元化,不仅是一个思维问题,还是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
把利益放在道德的对面,形成如同参商的两极,首先基于传统道德哲学的需要,使道德批判的力量最大化,对于一切逐利的言行,不管三七二十一,抡起道德棒子打将过去,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传统政治教育同样以道德为根基,权力者教化万民,德字为首,公而忘私,义字当先,重义轻利,遂导致一些民众不愿言利,一些民众不敢言利,这么一来,政府则可从容、大肆掠夺民众的正当利益,与民争利的难题迎刃而解:
被驯化的民众既然不争,正好便于贪婪的政府予取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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