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个世界充满了声音,自己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王安忆的观点是典型的鲁迅先生所谓的“暂时做稳了奴隶”
的心态。
文革时代,什么都被取消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空间大了,没有声音了,怎么能说更自由了呢?想想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顾准、梁漱溟、胡风等人的命运,便会明白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没有自由。
“世界充满了声音”
,是现代社会的常态,是多元化的象征,各种声音鱼龙混杂,要想取得话语权力,自然要费九牛二虎之力。
请教王安忆君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是一个爱看电视的人,那么究竟是黑白电视时代只有三五个电视颇道好呢,还是现在有上百个频道好呢?如果有一天你可以直接收到海内外的无数频道,您会不会看呢?正如别林斯基早在几十年前对那些故事编纂家讽刺的一样:“请看,今天是怎么写作的!你看自由思想已经泛滥到什么程度!难道从前是这样写作的吗?稳重、流畅的文体,描写的都是温柔的或者崇高的事物,读起来心情愉快,不会受到伤害!”
“他拿起这本书是为了得到快乐,可是结果却读出了忧郁和烦闷,滚它的蛋!”
“我知道,生活中有许多痛苦和阴暗的事,我读小说,就是为了把这些事忘掉!”
“亲爱的,好心肠的寻欢作乐的人物,为了你的安逸,小说就得撒谎,让不幸的人忘掉自己的痛苦,让饥饿的人忘记自己的饥饿,让痛苦的呻吟变成音乐传入你的耳朵……”
文学是自觉思想的成果,它由模仿到创造,其艺术境界是永无止境的。
如果作家为了艺术而艺术,就相当于从乌鸦身上拔下孔雀的羽毛,那他永远是一个工匠,你向他定做什么,他就给制造什么,从而忽视灵魂、智慧、良心与激情,那他就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伟大的作家是“人类的渔猎者”
,用他们的智慧和心灵去惩恶扬善,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找到归宿,给那些贫穷的、受苦的、堕落的人,以安慰和鼓励,唤醒他们的良知,治好他们肮脏褴褛背后掩盖不住的溃疡糜烂的伤口,用仁慈和悲怜抚爱耻辱和淫荡的灵魂,让铁石心肠的强盗忏悔,给他们的罪恶以宽恕,给他们的德行以褒扬,将他们从黑暗的深渊拯救出来,让他们沐浴在阳光和温暖中。
三 树立和唤醒一个作家的崇高感和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将中国的文人分为四种类型:休闲文人、腐朽文人、进步文人和反动文人。
反谓“反动”
即“正动”
的反意词,凡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伦理价值观的作家乃“正动”
文人,其文推动历史文化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也即“进步文人”
。
凡与此相反的,乃“反动文人”
。
现在中国的大部分文人是“休闲文人”
或“帮闲文人”
,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发些无关紧要的牢骚,主要关注对象是花鸟鱼虫、吃喝拉撒睡或家常里短,可看可不看;目前文坛较活跃的余秋雨、贾平凹、金庸们,沉湎于传统文化的窠臼,或痴迷于秦砖汉瓦,以暴易暴,打打杀杀,面对历史叹息,但回避现实问题,文章中散发着一股股腐味;二月河、柯云路、王朔、梁晓声、张平们呢,二月河反历史美化皇权,柯云路反科学美化迷信,王朔反智识美化愚昧,梁晓声反人性美化兽性,张平则有清官情结,回避真实,粉饰太平。
一个伟大的作家,天然地就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若一个作家不承认他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他永远就是鲁迅先生说的“帮忙文人”
或“帮闲文人”
,是人道主义者的天敌。
所谓的知识分子,乃社会的良知,专制体制的叛逆,天生的职责就是批判和自我批判。
所谓的人文精神,就是知识分子精神,这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应有的品格。
文人精神和人文精神大相径庭,知识分子的武器就是良知、知识和智慧,作家——学者——思想家,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三个不同境界。
作家以感性和故事为武器,学者以逻辑和理性为武器,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学者都是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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