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安忆的世俗叙事表现的正是这种社会生物学图景,同时,也展现出王安忆观察和解释历史的社会生物学视角。
——虽然从时空背景上看十分广阔,但是其精神意蕴却十分单一。
作家们在处理历史与人物的关系时,大体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从历史到个人”
——将复杂的历史境遇(或曰存在境遇)作为人性动作的舞台、人性形成的原因和人性内容的一部分,从人的存在境遇的瞬息变化来推动复杂多变的人性变化,这是许多小说大师经常采用的方法。
因为历史情境总是千变万化不可逆料的,所以由之而引起的人性变化自然也就带有不可逆料的性质,正是这种不可逆料性产生了创作活动的冒险般的魅力,因此这种作家更像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
和人性的“怀疑论者”
。
另外一种方法是“从个人到历史”
——这种方法隐含了一种“人的‘本性’是历史发生的根源所在”
的观点,也就是说,这种观点把“人性”
看作一种静止定型的事物,并以“万变不离其宗”
的意识展现世界的图式。
持此观点的作家用归纳法总结人性的模式,又用演绎法推导臆想中的该人性模式影响下的历史,因此这种作家更像是一位“全知全能者”
,其笔下的世界是一个必然的、沿着作家的预设前进的、不会发生意外的世界。
王安忆无疑是属于后面这种类型的作家。
王安忆选择了一种社会生物学的视角来构造她眼中的世俗世界,世俗世界则以她的社会生物学逻辑来展开。
这里“社会生物学”
是个比喻的说法,是指作家在描述个人时采取离开具体历史情境对个人的影响的办法,而只表现其人与历史无关的稳定特性。
也就是说,在王安忆的观念中存在着一种超越于具体历史情境之外的“原子人”
,他(她)不受任何力量的制约和影响,而能够单纯完整地表现出自己的“本性”
。
这是作家观念所虚构的神话。
当然,问题不在于它的虚构性,而恰恰在于这种虚构导致一种意义的匮乏,导致了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文学作品中的简化,和一种顺时应天的虚无主义认识。
我认为这是王安忆世俗叙事的一个最大问题。
社会生物学视角一旦固定化,就阻止作家对其描述的世界进行超出该视角之外的丰富、深入而真实的思考,历史存在情境为个人的丰富性所提供的无限可能也难以进入作家的叙述。
这样,作家对个人和历史的叙述就陷入一种僵化的困境。
可以说,王安忆的世俗叙事无意之间表现了民间个人在历史中的失名状态。
这种“失名”
,首先是由“历史”
的禁忌性导致的——它不允许自己被真实地讲述,也就是说历史本身是“失名”
或曰被“伪命名”
的;其次,“个人与历史的脱节”
是“个人失名”
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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