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小说

第15章（第2页）

王国维把中国文学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桃花扇》型，一是《红楼梦》型。

他说：‘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

’张爱玲的特点是《红楼梦》的特点，即超越政治，超越国民，超越历史的哲学、宇宙、文学特点。

张爱玲承继《红楼梦》，不仅是承继《红楼梦》的笔触，更重要的是承继其在描写家庭、恋爱、婚姻背后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困境，表达出连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即超空间之界（上海、香港）与时间之界（时代）的永恒关怀，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等作品，表面上写的是上海等处的世俗生活，是家庭、恋爱、婚姻等枝枝节节，但是它却提示了在这些生活表象之下那些深藏人性底层的神秘的永恒的秘密。

这就是关于人的欲望，关于权力与金钱的欲望的秘密。

欲望关联着政治，但不是政治；关联着伦理，但不是伦理；关联着历史，但不是历史。

更具体地说，是关联着上海，但不是上海；关联着香港，但不是香港；关联着三四十年代，但不是三四十年代。

这种欲望是左右人的命运最有活力、最客观又最难用逻辑语言说明清楚的魔鬼，但它却是可以被文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魔鬼。

张爱玲早期写作的成功，正是因为她未被历史时代与道德伦理所牵制，精彩地描写了这个魔鬼，这种欲望，从而表现出文学家特有的本领。”

首先应该承认，刘再复的确以非常准确到位而又清晰异常的逻辑语言几乎令人无可辩驳地揭示出了张爱玲小说写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

在我看来，刘再复在此文中所着重强调的张爱玲小说所表达出的那种“在描写家庭、恋爱、婚姻背后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困境”

，那种“连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那种“深藏人性底层的神秘的永恒的秘密”

，则正是我们在本文中所一再强调的作为一位优秀作家所必须具备的精神哲学。

由刘再复文章即可看出，正是因为在其小说文本中贯穿着这样一种基本的精神哲学，所以才会有张爱玲早期小说写作所取得的极大成功。

其实，能够明确意识到张爱玲精神哲学存在的并不仅仅是刘再复，比如郭春林就曾经这样说过：“日常生活进入写作空间并不始于李冯，甚至也不始于新写实。

稍远一点的，比如张爱玲对市声的喜欢，再远一点的，比如韩庆邦的《海上花列传》，但其实它们是有区别的。

一种是赋予了日常生活以诗性的——说‘赋予’也许要遭到反驳，通常的说法是他们以诗性的眼光发现了日常生活里的诗意，另一种是将完全琐碎庸常的，彻底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再现出来。

张爱玲被归入前者，而新写实毫无疑问是后者。”

（参见王晓明等《十篇小说，七嘴八舌》，载《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很显然，郭春林在这儿所强调的张爱玲们“赋予了日常生活以诗性”

中的“诗性”

正类同于阿城在《闲话闲说》中所指出的《红楼梦》中存在着的那种“诗的意识”

一样，其实也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是"

精神哲学”

的别一种说法。

而在郭春林所作出的“张爱玲被归入前者，而新写实毫无疑问是后者”

的论断中，假如把“新写实”

置换为“池莉”

（而池莉也正好是所谓“新写实”

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因此这种置换完全可行），那么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池莉并不像张爱玲一样具备一种诗性的眼光，或者说是一种基本精神哲学。

很显然，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即不难认识到，虽然池莉如同老舍、张爱玲一样都是以对市民题材的表达而著称于世，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别也同样是十分明显的。

而在这些诸多的差别中，一种从根本上制约并影响着池莉小说未能臻于更高的艺术境界的差别正在于池莉并没有如同老舍、张爱玲那样具备一种成熟完备的基本精神哲学。

其实，并不仅仅是老舍与张爱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在其建构的艺术世界中实际上都有着一种相对成熟完备的基本精神哲学的支撑的，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概莫能外。

因此，对于还将在小说创作道路上走下去的池莉而言，如何在保持自身艺术优势（这种艺术优势即指池莉的小说对于武汉底层市民生活生态与心态的准确把捉与描绘再现）的同时，尽快地建构一种相对成熟完备的精神哲学，并将这种精神哲学以艺术的方式较为完美地融合在自己日后的小说创作之中，乃是她首先应该考虑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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